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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詔敕文語言風格探析

2017-10-19 15:00:56 來源網站:免費論文網創業好點子 本文移動端:初唐詔敕文語言風格探析

初唐詔敕文語言風格探析 本文關鍵詞:初唐,探析,風格,語言,詔敕文

初唐詔敕文語言風格探析 本文簡介:摘要:詔敕文肩負布告天下、咸使聞之的政治功用,體現了統治者對國計民生的思考以及各項施政措施的貫徹,在語言風格上由于有特定的表述體系,因而很容易面目雷同,但是初唐時期的詔敕文卻可謂別具個性。在當時“文學”與“非文學”界限難明的理論背景之下,初唐詔敕文上承

初唐詔敕文語言風格探析 本文內容:

摘 要:詔敕文肩負布告天下、咸使聞之的政治功用,體現了統治者對國計民生的思考以及各項施政措施的貫徹,在語言風格上由于有特定的表述體系,因而很容易面目雷同,但是初唐時期的詔敕文卻可謂別具個性。在當時“文學”與“非文學”界限難明的理論背景之下,初唐詔敕文上承六朝駢文余緒,身受唐代文學繁榮大環境的影響,由辭章高手們撰寫,語言風格擺脫了六朝制詔精于雕琢、了無生氣的弊端,在保持典雅文風的同時,較為重視語言的生動感性,煥發出勃勃生氣。
  關鍵詞:初唐詔敕 語言風格 生動感性
  一、詔敕文體溯源
  詔敕文是中國古代帝王專用的具有最高政治權威的政令文體,是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及實用功能的“王言”,有著獨特的文體色彩。
  關于“詔”,漢代劉熙《釋名》卷六《釋典藝》之《漢小學四種》曰:“詔書。詔,照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有由也。”[1]南朝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卷四《詔策》第十九釋曰:“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響盈四表,其唯詔策乎! ”[2]唐代呂向在《昭明文選》卷三十五《漢武帝賢良詔》注曰:“詔,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于天下。”[3]明代黃佐《六藝流別》卷七曰:“詔者何也?以言召也。人有所不知,以言召而示之,使其心昭然也,乃通用之辭。”[4]
  關于“敕”,西漢蔡邕《獨斷》卷上注曰:“戒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為戒敕也。”[5]劉勰《文心雕龍》卷四《詔策》第十九釋曰:“戒敕為文,實詔之切者。”[2]明代黃佐《六藝流別》卷八曰:“警敕之辭,使之戒慎也。敕以戒人,而不于與己;誡以敕己,而后及于人。”[4]
  詔敕文體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尚書》。清代姚鼐《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五《詔令類》序記載曰:“詔令類者,原于《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于三軍之眾,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皆美矣,后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 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傅之。”[6]
  二、先唐及唐代詔敕體制劃分
  詔敕文包括多種體制形式,并且不同時代的劃分方式不同。
  唐代以前,先秦時期有“典、謨、訓、誥、誓、命”六種文體形式;秦代的王言之制主要為“制”“詔”兩種形式;西漢詔令分為策、制、詔、戒四種類型,但仍以“詔”體為主。
  唐代詔敕文按其體制特征大致可以分為七種類型,《唐六典》卷九《中書省》條記載:“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臨軒冊命則用之;二曰制書,大賞罰、赦宥慮囚、大除授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勉贊勞則用之;四曰發日敕,廢置州縣、增減官吏、發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則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曰論事敕書,戒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制,不易于舊則用之。皆宣署申覆,然后行焉。”[7]
  《翰學三書》卷一的李肇《翰林志》亦記載唐代“王言之制”基本可分為七類。然而根據唐代翰林學士所掌內制等情況,顯然已經超過了七種 [8]。
  從廣義上講,天子的言論皆可稱為“王言”。
  另外,不同體制類別的詔敕制誥文在用途及寫作風格上也有所不同。
  劉勰《文心雕龍》卷四《詔策》第十九云:“夫王言崇秘,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伐,則聲存洊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2]
  元代陳繹曾《文說·明體法》曰:“詔宜典重溫雅,謙恭惻怛之意藹然;冊文宜富而雅,制誥宜峻厲典重。”[9]
  總體上講,不論何種體制類別的詔敕制誥文,只要在寫作時能夠“持以中正之心,出以誠摯之筆”[10],便是好的文作。
  三、初唐詔敕的文學研究價值
  初唐詔敕文作為當時代擬王言的政令文,強調布告天下、咸使聞之的政治功用,表現的是統治者對國計民生的思考以及政治措施的實施,在文體形式上也多有其特定的語言表述體系,因而很容易面目雷同。
  但是,中國古代“文學”與“非文學”之間的界限難以截然劃分。歷代編纂的文學總集,從《昭明文選》到《文苑英華》,再到《古文辭類纂》,都把文學與非文學作品并列選錄。蕭統《昭明太子集》卷五《文選序》的選文標準是“事出于沈思,義歸乎藻翰”[11],詔令也在選文中出現。另外孔子曾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劉勰《文心雕龍》卷四《詔策》第十九提出詔敕文辭應莊嚴華偉,雍容典雅。[2]這些理論都左右著人們對詔敕文的審美要求。
  從草詔者來看,初唐詔敕文由當時擅長辭筆、文章功底極高的大手筆出之,如虞世南、李嶠、蘇味道、沈佺期、張說等人,皆集政治家、文學家于一身。他們在文學與非文學沒有區別的情況下,皆自覺地運用文學筆法草擬詔敕,在行文中展示文才。再加上詔敕文事關國體,代表天子圣音,為了保障天下萬邦的信服順從以及詔令內容的實施,需要出言謹慎,展現出帝王權力的至高無上和皇家的威儀。因此,草詔者常將撰寫詔敕文作為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來執行,在詔敕文的謀篇布局、結構安排上都苦心經營,在用典、辭藻、對仗、聲律以及各種修辭手法的運用上都反復琢磨,對其重視程度絲毫不亞于創作類的文學作品。詔敕文因此難免受到草詔者文學修養及創作風格的影響,具有濃厚的文學色彩。
  此外,漢、魏晉南北朝、隋代文學的余韻,以及初唐百廢待興、昂揚開闊的時代風氣的影響,再加上這一時期詩歌、散文等其他文學形式創作上的繁榮,都使得公文的寫作更加傾向于文學性,詔敕文也頗具文采。
  林紓《春覺齋論文》云:“(唐太宗詔書)其中或緯以深情,或震以武怒,咸真率無偽,斯皆詔敕中之極筆也”。[10]
  這正是對初唐時期詔敕文語言之美的由衷贊嘆。

 由此可見,初唐詔敕文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并不亞于純文學作品,對其展開藝術特色方面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四、初唐詔敕文語言風格探析
  魏晉六朝后期的詔策制誥文因為過于專注于外在藝術形式的雕琢,而使得文章陷入了無生氣的境地。初唐詔敕文在保持典雅文風的同時,較為重視語言的生動感性,具有迥異于魏晉六朝詔書的勃勃生氣。
  (一)語言的雅俗兼用
  初唐詔敕文的語言具有雅俗兼用的特色。
  由于初唐詔敕文的主體形式仍為駢體文,因而它依然保持著駢文的一些典雅的審美特征,如用典、對偶、聲律和辭藻。
  同時,初唐詔敕文也受到了時代風氣和文壇風尚的影響,出現了“駢文散化的發展趨勢”,這一點我們在上文中已經予以了考察。在語言風格上,初唐詔敕文原本雅致的語言中也發生了一些通俗性的變化,從而呈現出雅俗兼用的特色。
  《全唐文》卷三唐高祖李淵《勞涪州刺史劉瞻書》[12]:“涪州之全,卿之力也。功績垂成,念自勖勵。富貴之事,非卿而誰。”
  《全唐文》卷五唐太宗《令皇太子承乾聽訟詔》[12]:“皇太子承乾,宜令聽訟,在茲恤隱。自今以后,訴人惟尚書省有不伏者,於東宮上啟,令承乾斷決。今若有固執所見,謂理不盡,然后聞奏。”
  《全唐文》卷七唐太宗《賜竇靖詔》[12]:“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撫鎮華戎,朕無北顧之憂矣。”
  《全唐文》卷八唐太宗《令皇太子處分庶務詔》[12]:“朕因東行憂勞,幸靈州綏撫,冒寒來往,稍覺疲弊。今欲至歲暮以來怡攝,宜暫簡靜。其祭祀及諸方表疏,蕃客兵馬宿衛,應行魚契給驛,授五品以上官。及五品以下官降解,斷死罪等事,依常式奏聞。自馀并取皇太子治處分。”
  《全唐文》卷八唐太宗《答長孫無忌等請封禪詔》[12]:“朕念遠役初寧,頗須休息。深知所請,甚合機宜。即事省方,恐生勞擾。俟百姓閑逸,可徐議之。”
  以上幾篇初唐詔敕文的篇幅均十分簡短,原本雅致的語言表述中出現了通俗化的跡象,這一轉變顯然更加有利于下級機構的傳達和臣民的理解接受。
  (二)語言的形象性
  初唐詔敕文大多強調形象性的思維方式,這也是其生動感性的語言風格的體現之一。
  《全唐文》卷六唐太宗李治的《賜皇太子手詔》[12]:“吾昨見獐鹿懷孕者多,縱有空身,其子甚小,母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吾與汝雖復不射,無仁心之人,得便終無放理。昆蟲無知,須推己以及也。推己之孝於父母以及此類,則天下有識者懷之;推己之惡死以及蟲豸,含生之屬,何有不賴?所以明日不行。”
  本文為了規勸太子罷免畋獵,多存仁心,乃以獐鹿的母子之情來形象地類比人倫之情,描述了獐鹿中多有懷孕者,即使是“空身”,母亡則子不存,獐鹿子對母的依戀,就如同人類對父母的孝道,十分形象生動。
  《全唐文》卷九唐太宗李世民《問魏徵病手詔》[12]:“不見數日,憂憤甚深,自顧過已多矣。言已失矣,行已虧矣。古人云:‘無鏡無以鑒須眉’可謂實也。比欲自往,恐勞卿,所以使人來去。若有聞知,此后可以信來具報。”
  此文乃以人們整理儀容需要依賴鏡子,來比喻魏征的直諫對于皇帝糾正、檢查個人施政過程中的言行得失的重要意義。
  《全唐文》卷十六唐中宗李顯《封仙源縣主制》[12]:“鸞臺:相王第五女,資靈桂魄,稟訓蘭宮。六行昭宣,四德淳備。夭桃秾李,既挺淑令之姿;紅綬青緺,宜開湯沐之邑。可封仙源縣主。”
  文中的“夭桃秾李”出自《詩經》卷一《國風·周南·桃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13],以及《詩經》卷二《國風·召南·何彼秾矣》的“何彼秾矣,華如桃李。”[13]這里乃以春天妖冶鮮艷的桃花及李花來比喻女孩子的年輕貌美。“紅綬青緺”是指貴族女性日常服飾中披掛于雙臂上的紅色和青色的絲帶,乃以精致的服飾來借代少女的標致靚麗。
  以上幾篇詔敕文均采用比喻的手法來敘事說理,形象性特征十分明顯。
  (三)語言的抒情性
  李唐王室有著胡人血統,在性格方面具有典型的少數民族情感外化的特點,因而初唐詔敕文的語言常具有濃郁的情感色彩。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五《政事·慰撫》上中唐高祖李淵《賜方亮詔》[14]:“使持節廬申二州諸軍事本州刺史方亮,往因喪亂,保據邑土,識達事幾,蚤歸朝化。勛庸克著,誠效達彰,念此勤勞,嘉嘆何極。今四方平泰,九有廓清,宜慰部人,修營產業。秋漸冷,卿比平安好在否?”
  這篇詔書的亮點全在篇末最后一句:“秋漸冷,卿比平安好在否?”只此一句話,便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了李淵對功臣方亮噓寒問暖的深情厚誼,同時也使得本來面目嚴正莊重的詔敕文具有了友人間書信存問的感情色彩,真摯感人。
  《全唐文》卷七唐太宗李世民《責齊王祐詔》[12]:“吾嘗誡汝勿近小人,正為此也。汝素乖誠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禍,以取覆滅,痛哉何愚之甚也!為梟為獍,忘孝忘忠,擾亂齊郊,誅夷無罪。去維城之固,就積薪之危;壞盤石之基,為尋戈之釁。背禮違義,天地所不容;棄父無君,神人所共怒。往是吾子,今為國讎。萬紀存為忠烈,死不妨義;汝則生為賊臣,死為逆鬼。彼則嘉聲不隕,而爾惡跡無窮,吾聞鄭叔漢戾,并為猖獗,豈期生子。乃自為之,吾所以上慚皇天,下愧后土,惋嘆之甚,知復何云。”
  這篇詔書是唐太宗李世民對兒子齊王李祐的責罵。李世民在文中以嚴父的面目出現。皇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即使是身為九五之尊的唐太宗,對兒子的過錯也不會姑息縱容。此文在連珠排炮似的責備之后,流露出了李世民對自己教子無方的自責,對天下黎庶的愧疚,以及對兒子失德行為的失望與感傷,情感真切自然。
  以上幾篇詔敕文的抒情性特征十分明顯,將它們稱贊為情致搖曳的美文,一點也不過分。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文學視角下的唐代詔敕研究”[編號:15CZW022]階段成果。)
  注釋:
  [1][漢]劉熙著,[清]王先謙注疏:《釋名疏證補》,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版。
  [2][南朝·梁]劉勰著:《文心雕龍》,《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3][南朝·梁]蕭統著:《昭明文選》,杭州:藝文印書館,1982年版。
  [4][明]黃佐著:《六藝流別》,《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5][西漢]蔡邕著:《獨斷》(百子全書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6][清]姚鼐:《古文辭類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7]陳仲夫點校,[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
  [8]傅璇琮,施純德:《翰學三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9][元]陳繹曾撰:《文說·明體法》,《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10]林紓著:《春覺齋論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
  [11][南朝·梁]簫統著:《昭明太子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2][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
  [13][漢]毛萇注、鄭玄箋,[唐]陸徳明音義、孔穎達疏:《附釋音毛詩注疏》,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
  [14][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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